關偉、周澤伽:貨幣的第一功能是支付清算


來源:中國支付清算協會    作者:關偉 周澤伽    2019-11-15 9:35

摘要:貨幣的第一功能是支付清算,但理論上長期對于貨幣支付清算功能的忽視使貨幣的存在性問題一直無法得到有效的解答。本文圍繞貨幣支付清算職能,將問題展開成我們對于貨幣的需求為何以及怎樣的貨幣制度安排能夠更滿足這種需求兩個問題。從市場需求、科技發展以及信用三個視角分析得出便利性需求、科學技術進步以及交易媒介風險容忍度的三元平衡,構成了貨幣制度變遷的主線。從三元平衡視角對支付相關理論進行綜述,提出完善支付理論并基于支付理論對于多元競爭貨幣市場和私人清算所等現實問題進行討論的可能性。

關鍵詞:三元平衡支付理論多元競爭貨幣清算模式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和同年中本聰(網絡代號)發布基于區塊鏈技術的加密貨幣比特幣后,市場對于中央銀行維持幣值穩定能力的不信任和加密貨幣技術的發展使得對于“哈耶克問題”的討論再次迎來一個高潮。各界對于哈耶克在《貨幣的非國家化》一書中所提出的問題——“既然相信市場競爭是資源配置效率最高的手段,那么為什么貨幣發行不交給市場來解決①”——的關注與討論不斷增加。如果換一種方式提問,那么“哈耶克問題”應該包含但不限于:我們對于貨幣的需求到底為何(后續簡稱需求問題);什么樣的安排是滿足這種需求最經濟的方案(后續簡稱供給問題)?當下金融市場的觸角不斷延伸、擴展,而支付清算以及數字技術日趨成熟,使得現實迫切的要求從理論角度再次回答和論證哈耶克所提出的問題。支付理論演繹應當能夠對歷史進行解釋和歸納,對外來的可能性有足夠包容的分析框架,并且對現實問題能夠提供分析和決策的框架,因此本文試圖從貨幣制度演進過程出發,評述支付理論的發展進程,提出進一步完善理論,從而提升理論對現實問題解釋力的可行方法。

從幣材變遷來看貨幣需求的變與不變

越是熟悉貨幣經濟學理論的人越是了解貨幣問題的紛繁復雜。但通過梳理并回顧從手交貨幣②(handto-hand)到金屬貨幣以及信用貨幣的歷程,便可以發現伴隨著作為交易媒介載體的幣材不斷變遷,必然是市場交易形式與規模對于交易媒介的需求,以及當下技術條件以何種方式能夠最大限度滿足上述需求之間的平衡決策。

在手交貨幣時代,市場多以每月固定時期的集市形式出現。幣材選擇上受制于取材限制,以糧食等市場上的商品為主。如日本學者黑澤明申考察東亞早期群落(cluster)交易貨幣制度形成時發現,早期交易物的品類十分有限且自給自足能力相對完善、人口流動性小的條件下,集市的交易內容大多數圍繞受作物成熟時間差別帶來的拆借需求,交易往往圍繞主食、蔬菜、肉食等幾個簡單品類進行。從一個完整收獲周期的角度來看,物品間交換規模遠小于相同物品在時間上的拆借規模。因此,交易的形式以記賬為主,規模較小。從科技角度來看,早期銅鐵鑄造技術的不完善使得金屬貨幣的磨損腐蝕極快,也導致金屬媒介過于貴重,更多地體現于商品價值,而不是貨幣價值,在集市交易中受歡迎程度尚不及小麥、粟米等主食。

由于航行、金屬鍛造以及其他生產技術的發展,在鑄幣時代,交易在規模上以及品類豐富性上比群落經濟有了質的飛躍。交易需求中相同物品在時間上的拆借需求幾乎完全被多樣性交易需求所取代。如早期希臘城邦與諸多島嶼之間,由橄欖油以及葡萄酒等作為交易媒介和記賬單位逐漸不能滿足交易方式和規模對于幣材的需求,同一時期金屬鍛造技術也趨于成熟,交易對于方便的需求使得金屬貨幣易分割、需求隨生活變化波動小從而幣值相對穩定③、易攜帶、不易腐壞的特性充分發揮。而信用貨幣的出現則是在大航海時代后,在國際貿易規模不斷呈幾何級擴張而金屬貨幣開采鑄造規模越來越不能適應交易規模需求的矛盾中誕生的。

如表1所示,從幣材形式的變遷中不難發現,交易需求與幣材選擇的匹配確實構成了貨幣制度變遷的主線,但也不能忽視尋找交易便利的過程中,我們對于資產安全容忍度的問題。一方面是不斷擴張的交易規模對于流動性的需求,另一方面則是幣材從生活必需品(粟米等)到交易主體共同認可的奢侈品(貴金屬)再到純信用(基于共同體想象),犧牲的是資產的實際價格安全性。而這種犧牲來自信息技術水平的限制。當下,數字技術的發展使得這種忍耐不再必需。因此,交易便利性與交易安全的平衡同樣構成了幣材變化的內在動因。由簡單的幣材變遷過程隱約可見,市場的發展對于交易便利性的需求與市場主體對于交易安全性的顧慮構成了幣材需求的內在矛盾;而市場和交易結構的變遷以及幣材制造技術的發展構成了對于貨幣需求矛盾演進的內在動因。市場需求、科技水平以及對交易媒介風險的容忍從三個方面共同決定著貨幣制度的演進路徑。

從交易媒介風險角度出發,幣材變化的歷史沿革會變成:

站在手交貨幣時代,我們會發現與日常生活基本無關的物品作為交易媒介參與交易是不可靠的,這實際上存在一旦交易媒介變遷真實的勞動果實化為完全不為他人接受的金屬的風險,從某種角度來說,這也是一種信用風險④。但是我們看到基于共同的價值觀構建的金屬貨幣系統確實在之后通過其在交易中帶來的各種便利完全成為交易媒介。我們出于對交易規模不斷擴張背景下對便利性需求接受了金屬貨幣。

站在金屬貨幣時代,我們同樣會想:一種完全沒有實物背書,基于國家以及金融機構承諾⑤的交易媒介存在很大的風險,其由于信用主體超發信用帶來對于持幣者勞動的侵蝕在持幣者看來完全無法在技術上避免。但自1971年美元幣值與黃金正式脫鉤開始,現代信用貨幣體系也已經運行了半個世紀,已經被廣泛地接受。

那么,站在信用貨幣時代,數字技術的發展使得我們的問題可以是:我們依然需要容忍貨幣價值的波動對交易的影響或者信用真的必然需要存在于貨幣中嗎?幣材變遷的一方面可以看作人類交易規模的擴張與交易媒介變化的不斷匹配,而另一方面則是我們對于風險容忍程度被迫不斷地提高。但數字貨幣在信息上的全能性可能會使得我們對風險的容忍程度要求不再必需。數字貨幣對于信息捕獲的靈敏程度完全可以做到在每一個真實商品產生的當下,為商品按照市場公允價值構建其價格及其匹配的貨幣。基于這種假設,貨幣中存在信用作為獲取足夠方便可靠交易媒介的需求不再必需,從而將儲值歸還給實物本身,將記賬交給數據庫從而還原貨幣的交易職能本身。在不影響交易便利性的前提下將信用從貨幣中抽離至少在理論上是可能的。而在歷史的長河中,我們也能找到如科爾切斯特現象這種特例,幫助我們思考未來貨幣制度安排的可能性。14世紀倫敦北部一個紡織業聚集的小鎮通過實物交易以及信用交易,在這一時期英國黃金大量流出所引發的一系列貨幣問題中獨善其身。這一在定程度上也說明了信用與物物交易的組合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產生優于傳統貨幣制度安排的效果。

“需求與供給”問題的探討

從“需求問題”展開,貨幣經濟學早有一脈研究致力于在阿羅(Arrow)和德布魯(Debrue)構建的瓦爾拉斯一般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GE)中刻畫交易過程,通過微觀基礎構建貨幣經濟理論,并將這種思想稱為新貨幣主義經濟學(NewMonetarist Economic,NME)。NME認為貨幣的存在既不應該是CIA模型中所描述的痛苦動因,也不應該是MIU模型中縹緲的持幣效用函數,貨幣存在的首要原因應當是提升社會福利水平。但傳統GE模型的框架下確實沒有貨幣的位置,只需要一個計價單位(numeraire)。NME通過貨幣搜尋理論提出(Kiyotaki&Wright,1993),貨幣存在的理由應當來自人們交換商品的具體過程,并基于對商品交易機制的具體觀察提出了趨近現實市場的五大要求⑥。這些現實市場交易機制和理論模型GE的差別使我們需要一個交易媒介將市場從這些困境中解脫出來,從而構建貨幣存在的真實原因——交易摩擦(frictions)。這種努力在思想上體現在引入商品交易過程中的“需求雙重不匹配”,將一般均衡的交易定位調整為有摩擦的交易過程,通過對市場的描述引出以物易物方式的不經濟,以及對于貨幣存在性自然而然的推導。在方法上則是將勞動經濟學中的搜尋理論引入買賣雙方通過議價(bargaining)或者其他決策機制的刻畫之中,構建貨幣搜尋理論。NME從交易效率的角度刻畫了市場交易摩擦對交易媒介的需求邏輯,從而得到了描述貨幣存在性的有力證據,并為構建“需求問題”的解決提供了檢驗的工具。但遺憾的是貨幣制度均衡的另一面,關于交易制度安排對于持幣者帶來的風險卻缺乏考慮,其模型中的貨幣來自設定,而正如前述貨幣制度演進過程中市場各個主體對于交易便利性的需求以及交易媒介對于交易價值的保障從而形成不同的貨幣制度的過程無法通過模型進行描述,這必然也會成為后續對理論進行完善的重要抓手。

20世紀末,貨幣經濟學出現了一種“新范式”的思潮⑦。“新范式”的思想是伴隨著金融市場在規模和范圍上的不斷拓展,以及新型電子支付的涌現提出的。其主旨是將貨幣的三大職能進行拆分,將價值儲藏的職能更多地通過銀行信用進行詮釋,而將貨幣的主要思考和研究方向向計價工具轉變。我們無法武斷地認為斯蒂格利茨是通過數字貨幣技術所帶來的可能性產生關于信用與貨幣之間關系的思考的,但是遵循他的思路將貨幣的三大職能分離,將儲值職能交給實體和信用,將計價功能交給金融市場,從而將貨幣作為交易媒介的職能單獨研究成為解答“供給問題”的一個有意思的視角。從支付理論來看,“新范式”框架一個最大的優勢在于,三大貨幣職能的分離使得支付理論能夠很自然地展開而不再受到來自數量論以及資產選擇理論的干擾。

一方面,以杰弗里·萊克(Jeffery Lacker,1997、2003、2004)為代表的聯儲派學者在闡述研究支付理論時,主張中央銀行在清算過程中的中心地位。正如Lacker(2003)闡述的一樣,支付經濟學努力作為貨幣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其具有的政策意義主要包括中央銀行在支付清算領域的作用,支付政策的安排和決策框架以及銀行間支付制度的安排。支付經濟學也努力通過融入貨幣理論和銀行理論為理論經濟學的發展作出貢獻。

另一方面,NME相關學者則通過搜尋理論不斷從理論上提供了非單一貨幣制度安排以及私人清算所在理論上的可能性。循著“新范式”的思路,我們發現,如金(King,1999)提出的一種通過真實財富記賬轉移來實現結算的制度安排⑧,消除支付系統的貨幣中介,從而構建一個沒有貨幣作為間接記賬單位的直接交易經濟體系。在充分金融化的市場中,通過實施定價和撮合為市場上所有的供給方和需求方提供撮合匹配。在這種制度安排下最大的優點是完全取消了由間接記賬單位引發危機的可能性,通貨膨脹從一種商品向另一種商品轉移的可能性將大大降低。實際上,是從理論上討論了將價格發現職能從當下貨幣體系中分離的可能性。克塞諾(Kroszner,2001)則設計了一個多種記賬單位并存作為中介來為市場提供必要流動性和儲蓄功能同時減小運行成本的模式,討論了多種貨幣制度共存以及私人清算存在的可能性。

總的來說,新貨幣主義的理論框架從市場的不完備性出發,給需求問題搭建了一個相對完整的分析框架。其中既能夠通過調整市場不完備的假設將科技發展對于市場結構的影響包含進來,也能夠通過提升社會福利這一根本訴求將需求問題的目標進行統一。后續可以嘗試將不完全契約理論以及信用思想納入交易媒介選擇的決策過程之中,通過市場主體對于交易媒介價值穩定性的不信任構建一個能夠同時包含三要素的需求問題分析框架,為貨幣制度決策提供從社會整體福利視角進行分析的標尺。與此同時,通過“新范式”思想的獨特視角,我們可以嘗試跳出原有貨幣三大功能的框架,從不同功能的視角來看待供給問題。從支付理論的視角來看,多元競爭貨幣與單一貨幣對社會整體福利的影響、中央清算模式與私人清算模式的比較都能夠形成理論上進行討論的依據。

支付理論及發展趨勢

傳統理論的發展過于關注現實問題,更多是在信用貨幣條件下從宏觀上討論貨幣與金融政策的影響,很少跳出現有信用貨幣框架討論貨幣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和微觀基礎。因此,我們在通過總結貨幣史相關研究中從幣材以及貨幣制度數千年的變遷與演進歷程,呼吁構建包含貨幣真實支付功能的支付理論,通過支付理論完善對貨幣制度變遷的解釋力。從市場對于交易便利性的要求與交易風險之間的矛盾出發,對交易媒介的相關技術以及市場結構的變遷給予充分的關注。探索哈耶克問題的完整答案的同時,并對當下的問題給出理論上的分析和解釋的框架。

(一)關于數字貨幣:多元競爭貨幣的可行性的討論

從貨幣史和貨幣制度發展史的視角來看,“一國一通貨的制度,絕不應是唯一穩定的狀態⑨”。歷史上多次出現過多種貨幣在一國或者一定區域內競爭性流通的情況。其中,20世紀初期在紅海沿岸流通的瑪利亞·特蕾莎銀幣在其發行國奧地利早已停止流通的前提下⑩,直至20世紀中葉仍在西非和西亞的部分地區流通。而另一個更為人們所熟知卻也容易被忽視的事例是金銀復本位制在16世紀到18世紀作為西方資本主義初期的貨幣制度被使用,這實際上就是一種雙貨幣制度。由此可見,即使在近代,貨幣既不是必須由國家主權發行,也不是必須單一存在,其職能在一些情況下是通過不同形式市場自發進行分離的。從支付理論的視角來看,多元貨幣會增加市場中交易媒介的種類,提升交易過程中的兌換風險。但同時貨幣的競爭力來自穩定的幣值,競爭性貨幣市場未必不能夠探索出有效的解決方案。

我們無法準確預測未來貨幣制度的形式,但未來技術對于貨幣制度的沖擊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正如薩伊定律指出的,產品自身會創造需求,技術供給也會自己創造需求,區別在于我們主動或者被動參與而已。支付理論的研究正是為了在貨幣制度變化的過程中,從理論出發對實踐的發展給出經濟層面的分析,幫助實踐過程的決策和判斷。進一步說,理論的作用在于說明不同貨幣制度存在的可能性,以及不同貨幣制度背后的分配形式。將貨幣制度帶來的資產價格風險問題引入,能使支付體系建設的理論框架更趨完善。

(二)關于清算所:支付清算模式能納入主流框架進行討論

伴隨金融市場的不斷擴張,出現了金融機構進行多方清算的需求。當下清算所既有以美國和歐盟為代表的中央清算所模式,也有以英國、加拿大為代表的私人清算所模式。

中央銀行的一個核心功能是為金融系統提供支付清算服務。但中央清算所模式和私人清算模式的比較很長一段時間在理論上都處于不可證明的位置。我們既無法說明這種設計在理論上的正確性,也無法說明其缺點。但基于交易機制的框架,我們發現中央清算所模式和私人清算所模式在理論上存在進行比較的可能性。基于提升社會福利的訴求,綜合比較不同清算模式下市場對于效率和風險的綜合評判成為可能。從理論上來說,并不能說支付清算服務完全交給中央銀行的模式要優于市場化的私人清算所模式,不同的清算模式只能影響參與主體間收益的分配方式,但對于市場效率沒有影響。因此,可以嘗試在有效控制風險前提下探索更加市場化的清算模式,為支付市場注入更多活力。

(三)支付理論從金融市場基礎設施視角切入的必要性

討論幣材以及貨幣制度的變遷實質上是對市場交易媒介的描述。因此,當下的支付理論研究必須通盤考慮整個市場的交易媒介,應當從金融市場基礎設施的視角來研究支付理論。傳統上我們在談論狹義的支付清算職能概念時談的是貨幣的支付與清算工具和相關制度安排。我們基于工具和制度安排在理論上對市場可以展開從而分析各類經濟和金融問題。但在步入現代經濟的進程中,一個很明顯的趨勢是需要被我們展開分析的基礎不斷在擴大,正如早期的中央銀行在談論貨幣規模時關注的是M0,而現在我們常規的統計口徑已經擴大到M3了,一些央行及相關研究者已經關注到M6,這個口徑的擴大的一種解釋是經濟在經過一輪貨幣化過程之后,存在進一步金融化從而通過增加交易信息提升市場效率;另一種解釋是通過經濟信用化的過程擴大市場的共識。無論我們遵從哪一個解釋體系,我們的經濟市場正處在一個自貨幣交易向金融交易發展的趨勢之中,這使得將傳統的金融基礎設施擴展為利用金融市場基礎設施進行支付清算研究成為必須。

備注:

①哈耶克.貨幣的非國家化[M].北京:新星出版社,1993.

②黑澤明申.貨幣制度的世界史[M].何平,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4.

③使用糧食作物作為貨幣的一大弊端在于受到收獲多寡影響,糧食交易媒介的使用需求會大于交易需求,從而使得市場上因屯糧導致流動性不足,而金屬貨幣則很少遇到這種問題。

④這種信用風險可以理解為我們在交易時默認金屬貨幣在未來可以足值進行相似交易的隱含承諾被違約的風險。

⑤其實仔細思考會發現,信用貨幣的承諾內容很奇怪,如美元上印刷的“This note islegal tender for all debts public and private”,以及港元上印刷的“Promises to pay the bearer on demand”,大意都可以視為“我們承諾你的信用貨幣能夠被兌換為信用”。

⑥參見Nosal E,Rocheteau G.Money,payments,andliquidity[M].MIT press,2011.第一,人們必須無法作出可以完全兌現的承諾。因為顯而易見,人們如果可以進行完全兌現的承諾,那市場中就根本不需要交易媒介存在了。第二,行為監管以及信用記錄必須是不完善的。有完整信用記錄模式的搜索模型是Diamond(1990)首先提出來的。在具備完全行為監管和信用記錄的市場中,記錄和監管措施可以完美地復制任何一般等價物的功能。第三,市場上參與主體的交互需要維持較高的成本。如果市場參與主體的交互成本過低,必然很難維持信息不充分以及交易主體受到自然限制無法組成完全市場集中交易,只能成對會面,無法對交易過程進行完全監控的假設。第四,二元交易無法滿足市場交易需求,即存在需求雙重匹配難題。第五,必須是一個動態模型。

⑦參見2003年斯蒂格利茨與格林瓦爾德教授一同出版的《通向貨幣經濟學新范式》一書。

⑧金(1999)構想了一種由實物和中央清算所構成的一種交易結算制度安排,提出在一定的科技支撐條件下,通過類似交易所撮合交易模式構建一個完全物物交換的市場交易模式,從而摒棄貨幣在市場中的種種弊端。

⑨黑澤明申.貨幣制度的世界史[M].何平,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13.

⑩1854年瑪利亞·特蕾莎銀幣在奧地利國內宣布無效,奧斯曼帝國不久后也開始禁止其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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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黑澤明申.貨幣制度的世界史[M].何平,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本文作者就職于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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